从2008年开始，广州市疾控中心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对这一传播模式进行高危干预。将艾滋病检测点设置在公益组织所在地的社区，并购买他们的服务，为特殊人群提供检测、心理危机干预等成为一种合作方式。
设在天河繁华商圈内的一座商住楼内的“岭南伙伴”就是广州市疾控中心选择合作的其中一个公益机构。933名男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从岭南伙伴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了他们的患病消息。其中，最小年龄感染者，16岁，青葱一般的年纪；最大年龄的感染者，则超过70岁。
办公室是岭南伙伴与广州市疾控合作的检测中心，里面有一张舒服的软沙发，一个鱼缸，放着轻音乐，他们尽量让每天登门的几十名“男同”不感到拘谨。他们希望这里能成为“男同”艾滋病感染者的秘密花园，帮助他们走出阴霾。
但作为专为“男同”提供艾滋病检测和咨询的咨询员，李小米遇到了数不清的“健康”咨询，光是在微信上，就为此添加了200多个好友。
阿成就是其中一个，他说自己并不是同性恋，只是有一次被朋友带去了男同的澡堂洗澡，却不想跌了一跤，流了血。他自此惶惶不可终日，“我会不会因此感染上艾滋病？”
李小米哭笑不得，狠狠地教育了他一顿，可是在阿成的坚持下，还是为他做了检测，显然，他没有感染。
“他对艾滋病的了解太少，这类恐惧根本没有必要。‘恐艾’是因为宣传教育的滞后而产生了错误观念。”李小米的工作就是不断纠正这些错误，“没有高危群体，只有高危行为，以为自己安全的人最危险。”
只是工作时间越长，李小米发现了越多问题，公众对艾滋病的偏见依然存在，甚至是患了病的人本身，也没有对艾滋病完全了解。他们需要被普及知识，并且得到心理与生理的健康咨询。
从耽美小说到“男同”网站
李小米，目前是国内男同组织里的唯一女性负责人。她说自己从高中开始关注“男同”现象，起初只是因为“好玩”。
高中时，她从同学那借了一本台湾言情小说，发现，原来两个主角都是男的。这让她震惊，感到莫名其妙。她上网查找，这才发现，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并且有相当规模的人群。而这类小说，通常有一个词汇归纳，叫做“耽美”。这是一个出自日本的词汇，被引申为了男同性恋文化。
直到进入大学，李小米开始在生活里认识到朋友，他们用纪实文学的手法表现“男同”的生活，这与耽美又是大不同。
少了浪漫的幻想，多了残酷的现实。真实的“男同”世界，绝不是耽美小说里的那么美好。李小米开始注意广同网——这是一家总部在广州的同志网站，在当年，它的页面风格和内容质量就很出众。
大学时，李小米结识了广同网的负责人。同年，她成为广同网的文学版版主，后来去到网站办公室成了一名秘书，这算是真正地进入了中国“男同”的圈子。
那时的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远不如今天，大家不了解，且存在歧视。广同网，侧重的是社区建设，让网站上的人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究竟是谁。
后来李小米来到了广州，广同网与清华大学合作，第一次在互联网上针对“男同”群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横断面调查。调研发现：“男同”群体的知行分离是一个突出问题，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很高，但安全套使用率持续偏低。
那个时候，李小米发现，周围的男同朋友零星的有个别感染上艾滋病，她觉得，好像一下子，这件事情“从跟自己完全没关系的一个东西”，瞬间变成了“我自己的小伙伴摊上事儿了”。那时她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虽然还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但是恐怕得开始做了。”
“学校宣传画中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2007年10月15日，李小米和广同网的另两位核心成员，发起成立了岭南伙伴社区支持中心，作为广同网的旗下机构。2008年开始与广州市疾控中心合作，开展为“男同”提供艾滋检测和咨询。2011年至今，又开始与市疾控中心合作运营专门面向“男同”的检测中心。
自此，岭南伙伴成为了广州市疾控中心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特殊人群提供检测、心理危机干预等的防艾机构之一。疾控中心认为这些组织更容易接触到目标人群和敏感人群，同时也更容易获得认可和接受。
“在男同圈子里，有30%的人，认定了医院、CDC(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更专业，他们愿意去到那里做检测。而70%的，则宁愿到像岭南伙伴这样的组织来进行心理咨询，做检查，这里让他们更安心。”
7年来，岭南伙伴为“男同”提供了2.1万多次检测数据。不过这期间也并非一直顺风顺水，各种磨合也曾给秘密花园带来各种波折。
第一次的波折是“逼迁”危机。2008年8月15日，岭南伙伴找到了最早的办公地点，在越秀区一个住宅小区里。不想后来被人写了匿名公开信，塞进了每个小区住户的邮箱，说这是一个同性恋艾滋病组织，聚众淫乱，呼吁小区居民抵制，居委会、街道办等取缔。
岭南伙伴最终请来了广州市疾控中心的医生，对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科普”，总算渡过了一次难关。
而后因为房东收房的关系，又搬了两次，才来到了现在的位置。
但是李小米从这次事件中看出，社会对于艾滋病的歧视与畏惧其实仍然存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对它的了解过少”，李小米与岭南伙伴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普及相关知识。他们到学校演讲，发现现在的青少年其实有不少疑问，每回都有学生事后加她的微信。
还有一次李小米在学校的宣传画上，看到有一版叫做“艾滋病的部分表现”，上面全是恐怖图片，“浑身都是腐烂的肉，甚至长了白泡的生殖器，总之，没有 一幅是正常的，我们一方面希望教育孩子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可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给出极端案例，这些矛盾都会造成普及知识的困难。”
还有一次波折则是医护人员最担心的职业暴露问题。
那是2011年的12月，市疾控中心的一次检测时，一位检测者因为抽血不顺利，仅仅在针头上留下了血液。护士想帮他，就直接拿着针头去做检测了。不料和李小米迎面撞上，一针扎在了她手上，又弹开了。
李小米至今记得，虽然只是一个小针孔，但血从来没有那么踊跃地往外冒过。护士和她都蒙了，赶紧给做紧急处理，挤血、消毒。针头中残存的血液快速检测的结果出来，试剂显示两条红线，初步怀疑检测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护士又急，再挤了一次血。
为了防止感染上艾滋病，李小米开始服用紧急阻断药物。对于初期服用者来说，艾滋病药物具有很大的短期副作用，她开始头晕无力，像喝醉酒一样，并且在每天上午很规律地20分钟吐一次。
不过还好，短期副作用几周时间就会自然消退，在紧急阻断药物连吃了28天之后的三个月和六个月时间，她又分别做了两次检测，都是阴性，证实自己没有被感染，也就停了药。之后，所有咨询员被禁止接近抽血台和快检试验台。
这段经历让李小米意识到，与普通公众不同，医务人员对艾滋病和感染者的恐惧与排斥，不一定是因为无知，而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忧虑。这使得岭南伙伴在开展基层医务人员反歧视培训时，更多基于“普通人vs普通人”的立场切入.
到了今天，虽然行事低调，但是“岭南伙伴”在“男同”领域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每年在广东省，岭南伙伴大约要做8000人次的艾滋病检测。如何面对刚刚得知自己患病的人，这需要知识、技巧和经验。
即使几次搬家，开放第一天，需要帮助的人仍能顺利找到新址。李小米也从接触第一个男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紧张激动，变为今天能从容当好一个倾听者。
她至今还记得第一个由她跟进并确诊的服务对象，一来就不停地哭。在没聊几句后，邀请她去家里吃饭。这其实是对“岭南伙伴”的测试，看他们是不是真的 想要帮助自己。但李小米拒绝了，“他要是请我去外面吃，我一定会去，但是到一个陌生男人家里吃饭，太暧昧了。”虽然如此，以后的交往中，他们还是形成了相 互的信任，“我对感染者所有的理解和态度，都来自于我所接触的每个感染者本身”。
来这里的人，或单刀赴会，或成双成对。起初有说有笑的，进来后一下子沉默了下来。填表、抽血，等那张沾染血滴的试纸上出现醒目的杠杠：一道杠杠，阴 性；两道，阳性。在这个群体里，极度恐艾，害怕得病的是少数；抱着必死的心态，中不中无所谓也是少数；中间的群体，对疾病本身或多或少有一种恐惧。
所以，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不会大哭，“大哭四小时的那种算是新闻了，大部分人都是蒙。”李小米说，这种蒙就是整个呆住了，手开始微微地颤抖。
在一堆他可以想起来的问题里抓，“我还能活多久？”是所有人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但大多数人很快意识到可能这个病没有那么容易死，不过接下来该怎么 办？很多人这时会“十万个为什么”上身，抛出一系列关于这个病无巨细的问题，“能不能治”、“怎么治”、“治疗要花多少钱”、“手术会不会被拒诊”、“单 位会不会发现”……但每每回答到一半，他们就会打断，然后冒出新的问题。这意味着，这些可能都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等慢慢清醒过来后，他们才会开始问 想知道的问题，“我还要考公务员入职体检怎么办”、“我马上要度假了，还能去吗”……其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告诉家里人吗？”
要不要告诉别人
曾有一个学生将病情告诉了自己最好的室友，但之后室友再没有和他说过话；也有人告诉了家里，家人表面上接受了，背地里却以泪洗面。
“你告诉他们的原因是什么？”李小米通常会这样反问咨询者，“如果对方对艾滋病不能接受，甚至恐艾，就只能选择不说了。”
随之而来的问题还有，“我该说出真正的感染原因吗？”一个男同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和家人解释为何感染上艾滋病的时候，称自己是在小诊所打针感染上的。这在李小米看来是一个拙劣的谎言，基本等于告诉别人自己是在撒谎。
事实上，以当今医疗技术，艾滋病虽然不可被彻底治愈，但是治疗妥当，还是可控的，这就像糖尿病一样，虽然不可根治，但可以靠吃药维持自身的健康水 平。“艾滋病是慢性病，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吓死的比病死的多。”李小米从工作经验中总结，“早期发现很重要，不作死就不会死。”
但是吃药必须要遵守相当严格的控制，每天都必须按时吃药，不然药效就会大打折扣。李小米接触过一个艾滋病患者，因为必须要遵守10点吃药的要求，有 一回他当着男朋友的面吃了。艾滋病的药与其他药物外观上有明显的差别，就像维生素片一样。男友问他是什么药时，他闪烁其词，本以为可以糊弄过去。不料对方 却是个细心的人，最终在衣柜里找到了装药的瓶子，并按着药丸上刻着的英文缩写，在网上搜出了真相。
这些恐惧、谎言与隐瞒，都源于这个社会对艾滋病还没有做到真正的认识。
李小米理解这群人的苦恼，她作为服务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相关工作者，也没有如实将工作告诉母亲。大学时她曾提过一次在做的事，母亲无论如何也无法接 受。她便索性说自己在英语培训学校做咨询工作。后来也曾试探过一次，说自己想辞职，去一家性健康的机构，母亲还是接受不了。“所以在妈妈去世之前，我在这 里只能叫李小米。”
小唐也没有对家人说起自己的工作，他是岭南伙伴与广州市疾控中心合作的检测中心的员工，主要工作是抽血，理论上来说是风险最大的。
小唐来这里开始纯属偶然，毕业之际，他的一位朋友刚好从岭南伙伴辞职，便告诉他，“有一份好工作”可以介绍。没有细说，小唐到了办公室才知道，工作的机构是什么。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他本就想做个社区医生，留在广州是第一选择。他凭借自己的医学知识觉得，按流程正规操作，不会出现问题。
李小米和岭南伙伴要做的还很多。“只能说，仍需努力。前段时间我为‘男同’发放安全套，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保护工具，但是用不用才是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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