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观鼎先生当年总结澳门文学批评的本土性、温和性、体验性、业余性等特点，其实它们互相关联，互为表里。在为近年出版《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所写的序文中，他再一次声明了这些特点的存在，只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面目确实已大有改观。本澳文学批评呈现出上述“四性”特点，内在地支撑了印象批评生成的根据。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特点的形成终究离不开澳门这一特殊历史与地理文化空间的决定性作用。“回归”之前，澳门文化共同体在中国文化与地缘政治起绝对决定作用的背景下产生，绝大部分居澳华人始终未怀疑过自身的中国身份。华文媒体与华文文学团体的组建，即以维护中国与本澳居民利益、传承中华文明、发展华语文学事业、促进中华文化认同为整体目标。在此文化理想统摄下，文学批评对澳门文学繁荣发展面貌的自觉呈现，不仅是文学现实的如实阐述，也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美好愿望，所以批评有“善心”为根基，文字“温和”，让人如沐春风。
随着澳门文学的迅速发展，以往刻意“优待”所预设的“另当别论”话语意味，让人不难联想澳门文学在某种价值秩序中可能处于次等地位，必然引起人们对吹捧式批评的警惕。众所周知，实现澳门文学与大陆文学的平等对话，正是当年韩牧呼吁建构澳门文学形象的原始动机之一，而通过多年经营，理论与创作为文学之两翼在澳门已无需证明，一味说“好”与“是”的批评虽然仍有人喜欢，但也逐渐失去市场。不论是本澳批评还是外省研究，自90年代中期起，对于澳门文学历史与现状的阐述和研究加快了向学院学术规范化、专业化转型的步伐。
二、学术平台与文学批评的生产
澳门文学批评的产生有赖于文学意识的自觉，而学院学术成为气候，需要相关学术平台和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有效运转，专业人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上世纪80年代以降，借助中国政府对澳门教育和人才培养大力扶持的有利条件，澳门青年学生在内地高校学习的人数逐年增长。一批澳门文化人士也相继重返校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如李观鼎、郑炜明、黄晓峰、刘月莲、庄文永、廖子馨、林中英、黄文辉、汪春等人。他们是90年代本澳文学批评队伍的中坚，加上大多数谋职于新闻、文化、教育等文化机构，成为澳门文化事业的参与者和看门人。因此，他们的文学批评既是澳门文学形象持续建构的组成部分，又推动研究格局的转换。
“回归”十多年来，受益于澳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澳门文化机构的扶持，澳门与内地、台港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澳门现代学术建制目前规模初具，学术平台亦渐趋完善。代表性的学术期刊如《澳门研究》、《文化杂志》、《澳门大学学报》等相继创办，对包括澳门文学、历史、社会在内的人文社科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学院学术发展总是遵循自身的规律。学院精神对文学批评的话语形塑未必立竿见影，并且指望学术观念与学术范式在澳门深入人心、遍地开花也不现实。不过就本文讨论的澳门文学研究而言，有必要展开持续的关注。
印象批评的弊端容易引起人们注意和警惕，隐藏于学术话语与思维中的价值判断（预设）则更难察觉。这种属于诠释学范畴的认知困境制约了科学理性的发展。对于澳门文学研究来说，价值判断问题的提出可能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虽然它是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所有诠释行为不可回避的一道难题。如果说小城地理局限多少会导致批评受人际关系影响，这毫无疑问构成了澳门文化的独特人文景观，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澳门文学的一部分。当我们将澳门文学/文化场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对象来加以研究，必须注意这种独特的人文结构及其背后的互动因素。所以，在选择澳门文学作家、作品甚至澳门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时，还应当考察主体之间的交际状况，尤其需要关注溢美之词如何对价值判断和研究本身造成的现实干扰。
事实上，理解和评价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巴赫金曾说：“不可能有无评价的理解。理解和评价不可分割：它们是同时的，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行为。”文学批评或研究以理解文学作为起点和归宿，是一种无法消解价值判断的主体性行为。因此，价值判断与研究本身并无天然矛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在于阐述某种尚未被发现的文化规律，而从发现规律以惠及学术这一点看，已经关涉研究对象之价值，无法想象不带私人情感的科学研究能保持长期而高效的注意力，尤其在眼球吸引即决定商业胜负的信息时代。如果这一句话容易引起误会，不妨分两个层次来加以阐明。在研究开始之前（如选题论证阶段），即已形成了“存在价值”的判断，尽管这种判断与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指向两个不同层面，由外在价值判断影响到研究结论的推导，显然存在价值预设的潜在引导，耗费研究人员大量精力得出类似“本研究对象并无意义”的结论，终究不太可能。但是这里提出的“价值判断”不仅指前述主观情绪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以至批评话语以过于简单的逻辑展开，学理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而且更多影响批评立场的人为因素很难清除。过于强烈的主观性和无原则吹捧，最终会导致研究的主体立场消解，从而使批评本身失去判断力和公信力。以上情况，在80、90年代大陆第一批学者介入台港澳和东南亚文学圈时尤为明显。
被誉为“现代社会科学之父和法典制定者”韦伯曾经指出，文化科学作为一门客观经验科学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在划清自身与自然科学界线的同时必须证明自身的客观性存在逻辑，并且以科学方法探寻文化事件之间的关联。此外，他又强调文化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应当避免研究者的情感介入而造成某种引导或暗示他人认同的意图。在韦伯看来，具有主观性的评价言论混杂在科学讨论之中，以科学的面貌出现，已经成为专业研究中散布最广而且危害最大的特点之一。韦伯反对在科学研究中掺入价值说教，首先要求研究者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同时反对研究者进行价值说教，向他人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是韦伯关于“价值无涉”最主要的观点。韦伯终生都反对价值判断的强加，认为如果大学教师越是本着良知避免向他的听众灌输或推荐自己的立场，他的成就会越大。对于澳门文学研究来说，韦伯的启示是避免科学研究与价值判断相互混淆，在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倡导尊重事实与尊重他人的原则，从最大程度上清除情感偏见对文学研究产生的遮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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