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4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葡萄牙总理席尔瓦时说：“在不长的时间内，中葡解决了澳门问题，这为国际上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我们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从解决台湾问题着手，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受台湾问题的启发，我们考虑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看来，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是成功的，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热点问题提供了经验。”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深入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立足点，他说：“我们考虑用何种方式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立足点是，解决香港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英国和香港的利益；解决澳门问题不仅要符合中国的利益，还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门的利益；而解决台湾问题，则既要符合大陆的利益，也要符合台湾的利益。”会见后，邓小平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以香港过渡期实践为借鉴
邓小平在领导推进香港过渡期事务的过程中，也不忘澳门问题。香港进入过渡时期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他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员时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5页。）邓小平在指导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曾就“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两制”不变、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限划分、香港特区的政治制度模式
和民主发展、基本法的内涵与要旨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阐述。这些思想，不仅成为中方起草香港基本法遵循的原则，也是后来起草澳门基本法所遵循的原则。实际上，1993年制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结构、体例到内容，都参考和借鉴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精华。这期间，邓小平在具体深入阐述“一国两制”方针时，总是提到澳门。比如，他在阐述“五十年不变”的思想时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的政策50年不变，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要补充说，50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50年也不变。”对此，他还联系中国的发展战略来阐述“50年不变”的科学根据。1988年6月邓小平指出：香港、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12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50年。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将达到800—1000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将达到4000美元。虽然这样我国在世界上仍然是在几十名以下，但国民生产总值可达60000亿美元，这个数字肯定居世界的前列。如果下一个50年我们的政策见效，达到了预想的目标，对外开放政策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说，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香港、澳门、台湾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是不变。”他表示相信，“今后的国家领导人也会懂得这个道理。”对于“一国两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邓小平提出：“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
1988年起澳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出席第一次草委会议的全体成员，并对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做出过若干指示。后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起草基本法草案时所遵循的“宜粗不宜细，宜简不宜繁”、“参考香港基本法，但不是照抄”等，都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
邓小平晚年记挂着澳门
邓小平晚年不仅深情地关怀着香港回归，也深情地关怀着澳门回归。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部分省市时，曾来到与澳门仅一箭之遥的拱北口岸，在珠海经济特区的粤海大厦旋转餐厅深情地凝望不远处的澳门。当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说到“您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即将变为现实。广东处在第一线，广东的情况怎样，影响很大”，“港澳同胞特别关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的话题时，邓小平说：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其间，还多次围绕着有利于实现澳门回归的话题，畅谈确保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的战略意义。据珠海市负责人的回忆，当时在交谈中，他们想到特区是中国的窗口，与香港、澳门及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香港、澳门将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成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于是就说道，港澳同胞特别关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对此，邓小平坚定地提出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推进对外开放与实行“一国两制”构想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邓小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强大和统一，他把振兴中华与祖国统一结合起来，所以，邓小平对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中华儿女寄予厚望。早在1997年10月2日，他在会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就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1990年9月15日，在批评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时，他说：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1993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还提出了几千万海外侨胞也是中国发展的机遇的思想。这表明，邓小平是用爱国主义旗帜来团结海外侨胞，推动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事业的。（张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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