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享了个小故事。2014年4月底，他在处理一批退修稿件时发现，有几篇稿件超期还未修回，考虑到作者费钱费力做研究不易，就打电话和作者沟通。结果，接电话的人自称是作者的先生，反应也很淡漠。刘清海感觉奇怪，搜索后才发现，论文作者单位为天津某中心医院，留下的手机号码号段却在广西桂林。
后来，刘清海找到作者单位座机，辗转联系上了作者。这位作者解释，之所以留下的是桂林的手机号，是因为该论文由南方的同学帮忙投稿。“两人说法是矛盾的。”刘清海判断，此篇论文为代写代投。
他总结了代写代投论文的几个特点：一般来说，论文作者数量较少；采编系统中所留作者信息量少；采编系统中只留手机，手机号码所在地与作者单位所在地不符。具体到论文本身来说，学术不端文献检测能通过，但显示“可能已经提前检测”。刘清海分析，应该是代写代投机构熟悉编辑部运作规律，因此，提前通过特殊途径查重，剔除或修改重复文字后才投的稿。
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肝胆胰外科杂志》编辑部曾分析了该期刊从2015年1月到2016年7月投稿系统中来自不同单位却使用同一密码的86名作者及其所投的93篇稿件。经编辑部综合审定，其中82篇初步认定为代写代投稿件。他们指出，从目前来看，代写代投现象没有得到改善，且必将长期存在，期刊编辑仍然要长期面对这些混杂在来稿中的代写代投稿件。
专家建议将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入罪
“这件事，说白了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而且，需求长期存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顾问、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印波向科技日报记者感慨，很多人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又是稀缺资源，发核心期刊、发SCI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稀缺性。
此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七届五次全委会上，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指出，近年来，第三方中介机构代写代投、伪造论文评审意见、雇“枪手”代写基金申请书等新情况时有发生。针对第三方中介机构，陈宜瑜表示，基金委目前没有对其处理的途径，他呼吁有关部门严厉惩处，遏制这类问题继续恶化。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
张莹所在的代写代投机构显示注册地为上海黄浦区。科技日报记者拨通了上海黄浦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工作人员认为，论文代写代投机构不归他们管理，应属于文化领域类。“至于具体归谁管，要咨询有关司法部门。”辛科公司所在地为北京市通州区。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清楚论文代写代投机构归谁管。
据媒体报道，2017年中国科协相关领导曾公开表示，要共同商请中央网信办、国家工商总局开展清网行动，打击代写代投论文“黑中介”。但到目前，此事未见后续进展报道。相关部门内部人士透露，对这类中介机构，确实缺乏有效监管，也缺乏监管的有力依据。
印波指出，在法律法规和国家管理层面，对买卖论文的社会中介组织、网站和个人，均只有概括性地规定由主管单位处理。其实，论文代写代投事件的处罚主体，往往还只是购买、代写的“体制内”主体——像学校的学生、老师、科研人员等，对于外部的经营者——尤其是第三方中介机构，依旧缺乏足够的规制手段。
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基本上认为买卖代写代投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很少有出于署名权的专属性考虑，认定买卖论文违反《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在所买卖的论文涉嫌剽窃时，才有可能由被侵权人追究买卖双方的连带侵权责任。
对于论文买卖协议本身的合法性，从过往判例来看，只要论文卖出方依照合同约定向购买方提供了论文代写、代投服务，法院往往对此持较为宽松的态度，认定协议有效。只有在涉及职称论文代写代投个别情况下，法院才认为该协议违反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认定合同无效。“再说，一般情况下，只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又会去告发中介机构呢？”
科技日报记者也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看到，曾有向中介机构购买论文代投服务的科研人员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了国办发（2015）9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中“不准利用中介机构或其他第三方代写或变相代写论文，或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通知精神，也违反了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卫生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七部门联合下发的《发表学术论文“五不准”》通知，属违反国家法规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属无效。但法院认为，通知系政策性文件，非行政法规，科研人员欠缺证据证明该代理合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此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代理合同应属有效。
在印波看来，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仍无法有效地惩治买卖论文的行为，更不足以对第三方中介机构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他直言，对于这一扰乱科研秩序的行为，需要运用刑法予以规制。“刑罚应当成为打击组织论文买卖、代写的强有力手段。”印波研究过国外的一些做法。2018年，爱尔兰立法禁止论文造假，为学生代写论文或代人参加考试等成为犯罪行为，发布与这些服务相关广告的人也构成犯罪。
前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指出，要积极开展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刑事规制理论研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适时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
不过，在刑事上，我国没有直接针对论文代写、代投犯罪的法律条文。除了在论文买卖过程中涉及非法经营罪、侵犯著作权罪、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外，现实生活中众多的论文代写、代投行为均无法以刑事规制。“适用刑法条文规定的相关罪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障碍。”印波指出。
论文买卖、代写大致包括三类主体：一是论文需求方，二是中介机构，三是论文的代写方。印波认为，三者相较之，组织者即论文买卖、代写的中介机构的危害最大，且存在监管空白，对其进行刑事规制也更为紧迫。
印波建议，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增设新条文，将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列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罪”中。另外，组织买卖、代写论文罪的论文范畴建议限定在学位论文、职称论文、期刊论文以及与国家级科学基金相关的申请书及结项报告等。在量刑方面，可以参照组织考试作弊罪，采取自由刑和罚金相结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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