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光与翁方纲交往甚密，两人经常讨论书画艺术及金石收藏，吴荣光著《辛丑销夏记》录翁氏题跋三十余则，翁氏题跋依吴荣光藏品而作。《吴荷屋自订年谱》：“十四年己巳三十七岁……又常与翁覃溪先生讲论书画及考据之学。”[11]二人交往于《化度寺碑》批语中可见一斑。翁方纲《跋化度寺碑》：“予所见原石宋拓六本，吴荷五所购上海顾氏玉泓馆拓最在前，而最为黮漶。……去年宋芝山自江南借鲍氏本来，因借荷屋之玉泓本并几钩拓。……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冬十二月望，北平翁方纲识。”[12]吴荣光《跋旧馆坛碑考》：“昔在京师，与覃溪老人商定《邕禅师碑》（即《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行款字数，煦斋馆师以入《全唐文》，后读周武平齐像往林虑山中字数，几不可通，始于《筠清馆金石》更定。……道光庚子（1840）三月十日，吴荣光力疾书。”[13]另据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收翁方纲致吴荣光信二十九通，主要内容围绕《化度寺碑》的收藏、校勘展开。
（三）黄本骥及其批校
黄本骥（1781—1856），字虎痴，宁乡县人（今湖南长沙）。道光元年（1821）举人，有《隋唐石刻拾遗》、《金石萃编补目》等著作。黄氏于金石之学颇有精研，曾编纂《古誌石华》三十卷，《序》云：“余于金石文字，收藏颇富，偶检誌石拓本，自晋至元，得百余纸。”[14]
道光十一年至十六年（1831—1836），吴荣光官湖南巡抚，延请黄本骥入幕，协其编纂《吾学录》及《金石萃编补遗》，在此期间，广收金石拓本及相关金石著作，校订《金石萃编》本文，虽《补遗》未成，而黄氏录其目，成《金石萃编补目》，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序》云：“……题曰《萃编补遗》，总计卷帙且多于王氏原编，中丞（吴荣光）旋以左迁京职，挈稿而去。每于一毡冷坐时，回忆残碑剩墨，几如过眼烟云。……而中丞又久归道山，原稿已无可求索。……于箧中检得原目，因思近日孙氏《访碑录》有目无文，并无考按亦可传为搜罗前导。遂改题曰《萃编补目》，以存中丞好古之心。”[15]缪荃孙《艺风藏书记》亦云：“骥为吴荷屋中丞编筠清馆石文，意欲补《萃编》所未备。书成未刻，虎痴因次其目为三卷。”[16]黄本骥初入吴氏幕府，协其编纂《金石萃编补遗》，道光十四年(1834)本骥代其时湖南巡抚吴荣光撰《金石萃编补遗》一书，后吴内迁京职，挈稿而去，本骥又不曾录副，至咸丰元年(1851)，据箧存原目，另编为《金石萃编补目》一书。[17]
“澳大本”《金石萃编》中黄本骥的批语较少，亦分校字及史实考证两部分。校字如卷二十九《石门铭》、《张猛龙碑》、卷三十《李仲璇修孔子庙碑》、卷三十四《董洪达造像铭》等。史实考证，集中于卷五十五《李文墓志》及卷八十一《左辅顿僚西岳庙中刻石记》。辑录如下：
《李文墓志》：夫人李氏及开国承祉皆《吴文碑》中语，非《李文碑》所有也。此碑曰：陇西成纪人，周柱史聃之后。何得谓不言其姓，其妻则彭城刘氏也。《金石评考》本为《吴文碑》而言，《萃编》误引。吴文之吴，本矣字之讹，非姓也，文休承定为李氏，亦似未确。虎痴记。
《左辅顿僚西岳庙中刻石记》：“《宝刻丛编》载此碑标题十一字，与此同。”“刻石记”三字上，原石缺八字，是“左辅顿僚西岳庙中”八字。“勾掾卢奕”德宗相杞之祖也，天宝十四载死安禄山之难，《唐书·奕传》谓：天宝初为鄠令。此时当为掾曹，则题记当在开元之末。冯翊尉裴季通，官终金部郎中。主簿杜繹，宪宗相黄裳之伯父也，官终秀容令，皆见《唐书·宰相世系表》，虎痴记。
综上，批校本《金石萃编》经吴荣光、翁方纲、黄本骥批校基本解决了文字上的问题，对阙文、讹误等一一订补改正，校勘价值尤其巨大，而对碑文的史实性的考述较少，主要原因是相关题跋及考证已收录作者文集之中。
二、批校本《金石萃编》递藏源流
批校本《金石萃编》经吴荣光、黄本骥、翁方纲、何昆玉、何瑗玉、汪兆镛、汪宗衍等名家之手，学术价值、文献价值以及历史价值都不可小觑。本节试考述其递藏源流。
据卷首“筠清馆印”知，此书原为吴荣光旧藏，因吴氏与翁方纲往复讨论金石碑刻，故将相关文献借与翁氏，这在翁方纲与吴荣光的书信中都有记录，“《化度寺碑》精研廿日，今谨奉缴……容春暖长昼再奉商，或欲再借旬日。”翁氏随读随记，较少署名。而后黄本骥入幕协助吴荣光整理《金石萃编补遗》等书，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序》云：“南海吴荷屋中丞有欧赵之嗜，宦辙所至，搜罗金石文字不遗余力。……（吴荣光）以三十年心力所蓄，不下数千种，尚有不能尽知者。……于是招（黄本骥）入幕府，即以此事相托。……取青浦王述庵氏所著《金石萃编》为蓝本，凡《萃编》已有本不再录，就所无者，自三代以下按年编次，备录原文，加以考按。一遵《萃编》成例，六阅寒暑。底稿觕成，题曰《萃编补遗》，总计卷帙且多于王氏。”[18]黄本骥以《金石萃编》为蓝本，综合校勘。而后吴氏左迁京职，所校之本及相关文献，随吴氏而去。吴荣光《赐书楼藏书记》：“……逮外擢出京，以馆阁通行易得之本，悉赠友人。嗣在闽省建凤池书院，以重复者二千二百余卷捐置院中。盖三散矣。然余历走陕、闽、黔、浙十年，廉俸所入，短衣缩食以购之。闽浙多藏书家，余两莅其地，所得尤多。道光乙酉冬，在黔藩任内告归省亲，除寄杭州方芑田孝廉家外，检箧中金石简册将及二万卷，悉携以归，薏米之谤不足计也。”[19]这段记载大体梳理了吴荣光藏书之聚散，至吴氏晚年，聚书达两万卷，于佛山故家建藏书楼，名“赐书楼”。吴荣光去世之后，其子变卖旧藏，侄孙吴荃购得书画类藏书，余则顺德马福安、上海程秉铨购得。[20]
吴荣光藏书散尽后，有一部分流传到何昆玉、何瑗玉兄弟手中，其中就有批校本《金石萃编》。何昆玉（1828—1896），字伯瑜，广东高要人，工刻印，收藏金石颇丰，有《吉金斋古铜印谱》等，《金石萃编》卷二十八眉批云：“昆得旧拓本，有碑阴，另录于石。”“澳大本”另有“高要何氏昆玉瑗玉君怀共赏”（朱文）、“端谿何叔子瑗玉号蘧盦过眼经籍金石书画印记”（朱文）等藏书印，亦可证。
《金石萃编》卷二钤有“宗衍”（白文）藏书印，卷十五《太尉杨震碑》眉批云：“原碑作，宗衍记。”知为著名学者汪宗衍记。汪宗衍（1908—1993），字孝博，汪兆镛子，广东番禺人。汪兆镛（1861—1939），字憬吾，晚清著名诗人，有“微尚斋”，收书甚巨，著有《岭南画徵略》、《稿本晋会要》、《金石篇》等。于是该书又由何氏兄弟处散落到汪氏父子处。
(责任编辑：威展小王)
